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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上海一周】 “垃圾桶”与“容积率”,如何影响上海的未来

朱珉迕 上观新闻 2019-05-24


“守好底线是基本要求,但天花板放在那里,不等于啥都干不了。”



上一周,很多上海人的目光,投向了自家的垃圾桶。

 

2月19日,年前市人代会上通过的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发布。21日,住建部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开到了上海。而在其间的20日下午,上海用一场多年未见的“万人大会”,为垃圾分类专门动员。

 

 

这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历时约1个半小时,在全市16个区设置了数十个视频分会场,参会范围从市四套班子“一把手”,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的村居干部。

 

如此“兴师动众”,可见“垃圾”之于上海,早已不只是几个垃圾桶的事,也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。

 

根据之前统计,上海日均垃圾清运量在2.6万吨左右,而承担全市70%生活垃圾处置任务的老港垃圾填埋基地,前三期填埋用地已基本用尽。照此势头,“垃圾围城”已经近在眼前。

 

若干年后的上海,想要一个怎样的空间?放到这样的视野下,生活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,就理所当然成了必由之路。

 

“这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,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,也是一件引领时尚的事。”市委书记李强在动员会上说。两天前,他曾冒雨就垃圾分类进行过半天实地调研,先后察看居住小区和垃圾转运、处置基地。其间,市委书记的一个小动作,得到网上的热捧。

 

 

在长宁区虹桥街道爱建居民区的垃圾投放口,李强拿起放在回收架上的塑料瓶,拧开瓶盖、压扁瓶子、将瓶身卷起折叠后放回原处。这段“丢弃空塑料瓶的正确姿势”,被视作垃圾分类的“标准示范”。

 

理想状况下,上海市民最迟需要在今年7月1日习惯于这样的分类方式,不然就可能违法了。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——从形成共识到付诸行动,垃圾分类的真正推行,需要大量制度、观念和社会运转机制的转变。

 

为了立法,上海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而从“有法可依”到“有法必依”,有待付出的努力只会多,不会少。

 

 

“垃圾分类不能搞形式主义。”李强说。这里面,有一些是需要刚性约束的,比如会上传出的明确信号:一旦法律生效,就必须在执法时“不留口子、不讲面子”;而早先大量居民担心的“前道分类,后道混装”,亦被要求严格把关,“决不能前端分得很辛苦、后端还是全烧掉”。

 

还有一些,则来自基层的灵活应变和主动创造。连日来媒体密集报道的各地区垃圾分类探索经验,如杨浦新江湾城一小区的“暂不撤桶”,或长宁多个社区的垃圾箱房改造等,做法各不相同,结果都是垃圾分类的显著推进。

 

这些经验,也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此事的某种“有机性”——在划定底线并明确目标的前提下,针对不同地区、不同社区,需要因地制宜寻找合适的操作尺度,而不是简单“一刀切”。

 

既有底线,亦有一定弹性和“高线”的思路,有望逐步推动问题解决。而以垃圾桶为支点,撬动实现垃圾“回收利用率最高,填埋比重最低”,对整座城市的永续发展而言,无疑将大有裨益。

 

而类似的思路,亦可为日渐趋紧的城市土地空间带来新的可能性。

 

 

上海还有地吗?这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。根据去年年初获批的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(2017-2035年)》,到2035年,上海的建设用地规模须不超过3200平方公里。早先通过的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,“十三五”期末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3185平方公里。而在2015年,上海全市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达3145平方公里。

 

五年间的增量,至多40平方公里,这着实算得上一块“天花板”。而在同国内一些经济重镇进行比较时,相对“缺地”,亦被普遍认为是上海发展的重要约束。

 

但简单地抱怨缺地,并不解决问题。

 

同样是2月20日,在为垃圾分类动员的上午,市委、市政府召开上海第七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。

 

上一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召开于2014年,时值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着手编制;再上一次则在2003年。而在“上海2035”城市总规获批一年后,再次开会,又有一些新的语境。

 

一方面,上海领受的“三项新的重大任务”,特别是自贸区新片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,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空间布局,需要高起点的规划对接。另一方面,在经济遭遇下行压力的当下,如何以规划来撬动更为高效的“用地”,更是当务之急。

 

“所有工作,都要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。而规划是城市发展最基本的依据。”历时近2小时的会上,李强讲话中明确表达的第一个意思就是“规划要为发展服务”

 

 

此处“发展”的内涵,并不只是经济。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,无疑被视为极重要的基础。这就涉及到用地效能的问题,而谈论效能,就不能不同时考量“底线”和“高线”。

 

会上的一个热词是“容积率”,容积率背后的问题,既有土地开发强度,也有利用效率。与深圳等地比,上海(尤其中心城区)的开发强度并不高。会上举例说,上海的地均GDP目前仅为深圳的二分之一,只有东京的五分之一。

 

客观而言,一座城市的空间密度并非越高越好,但经济密度如果低于应有水平,就难以积攒足够的竞争力。对上海来说,如何在容积率等方面做文章,既保障总量平衡,又能显著提升关键地块的投入产出比,是眼前面临的一大挑战。

 

“守好底线是基本要求,但天花板放在那里,不等于啥都干不了。”李强在会上反复表示,上海的规划资源工作需要“在底线基础上追求高线”,包括容积率、开发强度等问题,均需要立足高质量发展予以考量。

 

这就需要从事权划分、流程再造包括市场手段引入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设计,从而实现土地规划和使用的高效能,特别是因地制宜。

 

同谈论垃圾分类时一样,李强在谈及土地时,特别强调了施策的精准性。而处理事关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种种问题,“精准”二字,都是需要把握始终的一条真谛。

 

“切一刀是对的,但一刀切就死了。”他再三提醒各级官员,既要切实维护总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,又要提高统筹协调和服务的主动性,思想需要解放,机制需要创新,“要善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规划,让规划为上海新一轮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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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朱珉迕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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